浅议哈达铺在长征中的作用

浅议哈达铺在长征中的作用

韩亚东

哈达铺原名哈塔川，自古是甘川道上的一个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冲。三国时为“阴平古道”（即今宕昌、武都、文县沿岷江、白龙江、白水江一线），魏将邓艾当年即从此入川灭蜀。1952年前属岷县管辖，1954年宕昌成立后划归宕昌县。

1935年9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路过哈达铺，在此驻扎了七天（中央领导人及红军主力部队住了五天），并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和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在这里进行了将中央红军改编为抗日先遣陕甘支队，并命令部队改善伙食、恢复体力、补充给养，为北上抗日作全面准备。经过哈达铺的休整和改编，中央红军一路士气高涨，高歌猛进向新的根据地进发。

时隔一年之后，即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又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及陇南境内共活动70余天，组织发动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开辟了以成县、徽县和岷县（包括宕昌地区）为中心的临时革命根据地，为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胜利大会师作了必要的准备。

有鉴于此，许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把哈达铺称为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和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但目前国内出版的诸多党史读本及著述，对哈达铺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笔者通过任职哈达铺纪念馆馆长系统研究机关史料，深入了解当时史实，感到哈达铺在中共党史、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黎平、两河口、毛儿盖、俄界、榜罗镇、吴起镇、会宁等地，由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持召开的哈达铺会议和进行哈达铺整编，理应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一直寻找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举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壮举和奇迹，也是中共党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正如毛泽东同志于1935年11月5日，在陕北吴起镇象鼻子湾总结的那样：“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了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人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1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伟大任务”。

红军长征在开始之初，并没有“长征”这个概念，红军撤离营造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实在是出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无奈之举，当时迫切需要摆脱被覆灭的命运。正如朱德所说：“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央红军长征在开始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的。”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一开始，实际上就是盲目的“战略大转移”，或者叫做“战略大退却”，决定了它在很长段时间里没有明确具体的目的地。

目的地一：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3年5月以后，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调集l0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大举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在半年多前被再次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顽固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完全抛弃了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总结出来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方针，一切听命于不了解中国实际，只知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教条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在反“围剿”一开始，就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主力在根据地以外分兵作战，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遭受几次挫折后，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命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l934年4月，又进行了毫无胜利希望的广昌保卫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己将中央苏区团团包围，并向根据地中心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再也无法坚持，红军被迫放弃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转移的方向起初被秘密确定为北上湘西，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的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l934年10月21日，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夜渡于都河，实施全面突围，于25日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上旬到中旬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但由于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保守主义，他们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结果在11月下旬突破湘江封锁线的战斗中，因部队辎重过多、行动迟缓遭受敌军夹击，使红军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特别是延误了向湘西挺进的宝贵时间，使蒋介石觉察了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遂调集五六倍于红军的部队，在湘西布下口袋阵，准备将中央红军围歼在北出湘西的路上。形势岌岌可危，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

目的地二：黎平会议，决定开辟黔边根据地

红军冲破湘江封锁线后，于l934年12月11日攻占通道县城。l2日，在通道举行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根据敌军重兵阻拦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情祝，认为北出湘西的先机已失，应当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的建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会后，中央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报，发布了红军13日入黔的命令，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向贵州进军。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坚持按原定北上的方针行动。鉴于战略方针问题没有解决，l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是北上湘西、还是西到黔北的问题。由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的坚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的决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即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改为中央红军由黎平西进，北渡乌江，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的这一重大决定，“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会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l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在猴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从而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大权独揽的状况，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为红军抢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取得减略转移的初步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目的地三：遵义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北根据地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国民党主力军被阻隔在乌江以南，战局相对稳定。在同毛泽东商议之后，王稼祥出面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人的支持。l935年1月15日至l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查和反思第五次“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全党逐步认识并接受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领袖。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目的地四：两河口会议首次提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l935年6月12日在川西懋功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附近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虽然在会上表示同意中央的决定，但心里是不赞成北上的。特别是当他看到红一方面军实力严重削弱，兵力已不及四方面军的六分之一时，个人野心迅速膨胀。他借口组织问题未解决，向党要官要权。中央为了团结他共同北上，满足了他的部分要求。在7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上，中央决定由他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在8月4日至6日的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将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同志补选进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并在这次会议和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上，再次重申了北上的方针，调整了作战部署。会议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张国焘和中央带领北上，其中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为转移。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择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但张国焘对中央的决议采取两面派的态度，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中央率领右路军成功走出草地，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向甘南进军的道路时，张国焘不但不执行中央要求他北上的命令，反而于9月9 密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并截击一方面军，企图危害中央。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后，认为再争取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从巴西出发。

目的地五：俄界会议，北上靠近苏联边界创建根据地

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开路，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天明时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毛泽东十分高兴，后来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诗句，来称赞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北上红军到达甘南迭部后，党中央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作出了“坚持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到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然后向东发展”的决定。

综上所述，从l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撤离江西瑞金开始“战略大转移”起到l935年9月12日在甘南迭部召开，“俄界会议”，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央红军的长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目的地。其实“长征”这个词是毛泽东于1935年9月22日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并在哈达铺休整期间以“长征”为题，作了著名的《七律·长征》一诗。所以，在哈达铺以前的长征期间，红军还没有“长征”这个概念，只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避免红军被覆灭的“战略大转移”的意识。“两河口会议”虽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基本纲领和“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但只是一个“大的方向”，红军究竟落脚何处、最终目的地在哪里?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党中央一直“心中无数”。红军长征虽然有“北上抗日”的大方向，但一直没有明确具体的目的地；红军长征在战略目标上是明确的，但在具体落脚点上却不明确的。

二、党中央在哈达铺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陕北是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

 1、毛泽东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

俄界会议后，红军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攻克天险腊子口，当日占领大草滩 【打印】   【关闭窗口】